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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刑事律師】厘清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適用應把握好三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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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次數:167 更新時間:2021年08月16日22:40:55 打印此頁 關閉

    廣州刑事律師網】

    厘清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適用應把握好三個重點

    作者:徐海東 來源:人民法院報

     

    前言:本文來自中國法院網,廣州刑事辯護律師團隊整理編輯,供大家學習,版權歸作者所有。

     

    近些年來,一些地方不斷出現編造、傳播涉險情、疫情、災情、警情虛假信息的刑事案件。顯然,對其處斷的規范依據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定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本罪是指,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應把握好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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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把握好“編造”“故意傳播”的規范射程范圍

      本罪屬于選擇性罪名,客觀行為主要包括“編造”和“故意傳播”兩種類型。首先,就“編造”行為而言。所謂“編造”,按照文義的解釋,即為“無中生有”。例如,明明知道某地區不存在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卻通過虛構的事實將其描繪的“活靈活現”,讓社會公眾誤以為是真實的信息。此外,值得探討的是,雖然編造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存在一定的基礎,在該基礎之上進行任意的發揮,這種情形是否算“編造”。對此,筆者認為,也應當將其視為“編造”行為,因為雖然其存在一定的基礎之上,但是所傳播的信息是嚴重偏離了客觀的事實基礎之上的非真實信息,因此符合“編造”的內涵和外延。

      其次,就“故意傳播”行為而言。準確的理解該行為應該把握兩個核心要素,其一是行為人在客觀上存在傳播的行為,這種傳播行為不僅包括真實世界的傳播,而且也包括網絡上的傳播行為。例如通過QQ群,微信等傳播的行為。其二是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基于故意。即行為人主觀上“明知”或者“應當知道”該信息屬于虛假的信息而進行進一步向不特定人群擴散的,此時就能肯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為人只是單純的編造了虛假信息而未進行傳播,該如何進行處斷?筆者認為,只是單純的編造行為實質上并未能侵犯本罪的保護法益,也即,只有行為人傳播了編造的虛假信息,才有可能對本罪保護的法益即社會公共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因此在本罪中,無論是“編造”還是“故意傳播”,都表達了要向外部第三方傳達虛假信息的意思。如果外界尚未有任何第三方獲悉此虛假信息,就不應以該罪論罪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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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把握好“虛假信息”的范圍界限

      構成本罪,還需要行為人編造或傳播的是“虛假信息”。因此,并非發表與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相關的任何網絡言論都屬于違法犯罪行為,筆者認為,如何正確區分正當言論與虛假信息的邊界,也是正確適用本罪名的重要條件。具體來看,判斷是否屬于“虛假信息”應當包含兩個核心的因素:

      其一,該信息不具有真實性。如何認定該信息具有真實性,特別是針對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相關的內容,有些還涉及到專業的知識,普通民眾由于欠缺相關的專業知識背景,一時半會也難以對其作出妥當判斷。對此,筆者認為,應當站在事后的角度,通過科學的方法,以一切客觀存在的事實作為判斷立場較為妥當。因此,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這樣一種情形,如限于專業知識的滯后性,某些專家人員針對該現象率先發表的險情、疫情、災情等言論,在當時看來較為荒謬,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科學研究后,證實了其具有真實性,那么就不應當再將其視為“虛假信息”。

    其二,該信息是否屬于可被允許的錯誤類型。眾所周知,“法不強人所難”,作為刑法也不應強迫任何人從事社會活動都應排除一切風險。例如,針對某些特定的險情、疫情、災情等情況,在實踐中往往處理難度較大,可能會存在前后發表的處理方案迥異,而又不得不進一步進行修正和完善,那么站在事后的角度進行判斷,較早發表的信息是否也應屬于“虛假”的范疇呢?但是筆者認為,既然屬于科學研究,就會存在出錯的可能,這種錯誤應當是社會所允許的范圍,因此,就算在某些地方存在失實,也不應當作為“虛假信息”進行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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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把握好“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具體判定

      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處斷,不僅具有行政法上的依據,也存在刑事法上的依據,如何區分兩者的界限在學界存在多種理論學說,但是筆者認為,應當根據是否“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進行區分較為妥當。根據該罪的罪狀內容,本罪中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應為定罪情節,而“造成嚴重后果”則為量刑情節。也即,如果涉嫌違法的行為尚未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那么應當給予行政處罰即可,如果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混亂的,應當需要動用刑法進行規制。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把握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現實空間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判定。對此,筆者認為,應當根據該信息的影響以及傳播范圍進行具體的判斷。第一,針對某具體個人虛構的虛假信息,應當視為行政違法行為。因為從本罪的體系中位置來看,本罪的保護法益是社會公共秩序。只是虛構某個具體的個人的不實消息,顯然難以產生大面積的恐慌,不應對此認定為該罪較為妥當,因此只需要通過行政處罰即可。第二,虛構部分地區以及全國性險情、疫情、災情等的虛假信息,應當視為犯罪行為。例如,在某些地方,有行為人冒充某地的交警以及相關人員,然后通過在網絡上發布相關的虛假消息,如某某地區將于某天起停運城市公交車、長途汽車,某某地區將全面封路,所有的車輛不準進入到某地區,等等。由于這種行為影響往往較廣,對社會造成諸多的恐慌度較高,所以應當視為犯罪行為較為妥當。

      其二,網絡空間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判定。如前所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不僅包括嚴重擾亂現實生活中的社會秩序,也包括嚴重擾亂網絡虛擬空間的社會秩序。對此,筆者認為,應當通過他人的點擊數、轉發次數以及受眾人群等來進行具體的判定。如果點擊量較大、轉發次數較多、受眾人群較廣,如果此時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故意,就不應免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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