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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刑事律師】淺論刑事裁判文書的多元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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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次數:167 更新時間:2021年08月16日22:13:27 打印此頁 關閉

    廣州刑事律師網】

    淺論刑事裁判文書的多元化改革

    作者:劉泊寧 來源:人民法院報

     

    前言:本文來自中國法院網,廣州刑事辯護律師團隊整理編輯,供大家學習,版權歸作者所有。

     

    隨著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我國刑事訴訟中業已形成刑事速裁程序、簡易程序以及普通程序三種審判程序并存的訴訟格局。然而,審判程序的多元化改革在刑事裁判文書中并沒有同步顯現,刑事裁判文書普遍存在同質化現象,影響司法效率的提升和司法判決的社會效果。刑事裁判文書的多元化改革,應當通過劃分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和適用速裁程序或簡易程序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兩種不同類型,根據其審判程序的特點和法庭審理的重點相應設置裁判文書的體例和內容,與多元化的訴訟程序相匹配。

     

      一、刑事裁判文書同質化的表現

      裁判文書在我國一直以來都被強調為公文,法官受限于公文的格式與程序化要求,作出的裁判文書千篇一律,稍有變化便易引來爭議。導致不同類型、適用不同審判程序的案件,裁判文書應該依據庭審中的審查重點作出相應調整:需要著重論述的部分應該進行充分、深入的說理闡釋;不需要詳述的內容不能按照“八股文”一樣格式化地列舉“裁判理由”。這種平均用力造成裁判文書的體例、內容大致相似,空話、套話較多,不能充分映射出法官自由心證的過程。

    以認罪認罰案件裁判文書為例,有的刑事速裁程序一審判決書發現其中包含“自愿認罪”字樣的裁判文書占有一定的比例有的裁判文書中未突顯“被告人自愿認罪”的字樣,對犯罪事實及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審查結論主要表現為“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及量刑建議沒有異議且具結簽字,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一些法院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刑事判決書樣本中,對“自愿性”審查的表述也僅用“沒有異議”“同意適用且具結簽字”等字樣簡單的一筆帶過。從邏輯上推理,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及量刑建議“沒有異議”并不完全符合法定的“自愿性”的判定標準,“沒有異議”有可能是“非自愿”產生的表象,所以裁判文書將“沒有異議”作為說明被告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裁判說理是有待考量的。這種表述要求,有可能為法官片面追求訴訟效率,只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進行形式要件的審查、缺乏對實質內容的審查留下隱患。

     

      二、刑事裁判文書多元化的改革思路

      裁判文書同質化現象與我國審判程序多元化的改革趨勢相抵牾,特別是認罪認罰案件適用率的大幅攀升,這種同質化不利于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正如刑事訴訟法根據不同的案件類型劃分出適用不同案件的審判程序一樣,每種審判程序都具有其程序本身的特點和價值。刑事裁判文書作為對應各種不同審判程序的法律文書,也應當反映出其獨特的程序特點,與多元化的訴訟程序相匹配。為了避免裁判文書同質化的現象,應當根據不同審判程序,實現裁判文書的繁簡分流;裁判文書應當結合案件的程序選擇、難易對抗程度進行不同形式和內容的釋法說理。

      1.普通程序的裁判文書改革。采取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大多是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對于該類案件,由于控辯雙方始終未對案件的事實、證據等事項達成共識,尚存在不同爭議,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對抗程度較高,因此,庭審階段法官更側重于對案件事實的梳理,對爭議焦點的厘清,以及對證據材料的審查認定,目的是盡量還原出案件的真實面貌,并依據確實、充分的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進而判定是否能夠依據法律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所以,在不認罪案件的審判程序(普通程序)中,法官制作裁判文書的重點更應側重于對案件事實、法律適用的說理性,法官需要對控辯雙方爭議的所有問題給予充分關注和回應,需要梳理出案件事實,并對有關證據如何相互印證進行充分、明晰的論證,詳細闡述司法裁判的理由和依據。法院的刑事判決有一個結構嚴謹的邏輯關系,它要根據合法有效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根據認定的案件事實適用法律,根據適用的法律形成判決,裁判文書要體現出“證據→事實→適用法律→裁判”的邏輯思維過程,良好地展現法官內心形成心證的過程,加強法院裁判的正當性及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也可以適用普通程序審理。對于那些依法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社會重大案件,即使控辯雙方在審前已經達成訴訟合意,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但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權及實現司法公正的考量,法官仍應按照普通程序裁判文書的標準對案件事實、證據情況進行充分的說理釋法,尤其對于法律關系復雜、社會影響較大、公眾關注度較高的重大案件更要加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使社會公眾信服,樹立司法權威。

      2.認罪認罰案件的裁判文書改革。適用刑事速裁程序或簡易程序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由于二者的共通之處在于被告人在審前階段已經自愿選擇認罪認罰,雙方在訴訟中已形成合意,因此對案件事實、證據等問題不存在爭議或爭議較小,裁判文書便不再需要按照普通程序裁判文書的體例在案件事實認定、證據審查、判決理由等事項上作出過多闡述。誠然,認罪認罰案件的庭審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簡化或省略,但這并不意味著裁判文書也要一味地簡化,反之則應突出此類案件的程序特點。鑒于認罪認罰案件的法庭審理對象和內容均已發生轉變,因此裁判文書的撰寫方式也須相應的作出調整,體現法官在庭審中的審查重點。由于速裁程序、簡易程序的庭審關注點在于審查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以及量刑建議的合法性,因此法官在書寫裁判文書時應將筆墨著重放在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以及量刑建議的合法性如何展開實質性審查的客觀記錄上,包括重點闡釋法官如何通過法庭審查確信被告人是基于自愿、真實、理智的自由意志作出認罪認罰的決定,需要將具體的認定依據和心證過程闡述出來。實質性的審查判斷離不開法官心證作用的發揮,強化作為事實判斷者的法官基于自身經驗進行證據感知和思維,從而建立內心確信的過程是十分必要的,這也符合我國當前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即在堅持客觀印證的基礎上,強化法官心證的作用。

      裁判文書撰寫方式的轉變有助于督促法官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意思表示展開深入了解和具體細節的詢問,避免法庭審查形式化。質言之,有如辦案機關在訴訟過程中是否履行了對被告人基本訴訟權利的告知義務;是否存在被告人因受到偵訊人員的暴力、威脅、欺騙或者私下承諾行為的影響,產生心理壓制或者錯誤認識而選擇認罪認罰;值班律師或辯護人是否在被告人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前有效幫助其全面、理性地分析現有證據和案件情況,并對其解釋清楚相關法律規定,使被告人對自己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有著清晰、理智的認識;值班律師或辯護人能否充分參與到控辯協商程序中,并獨立表達對被追訴人的量刑意見等等。對上述辦案細節的詢問,不僅有助于法官通過實質性審查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真實性進行司法最后一道防線的審核把關,亦有助于發現辦案人員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處理案件的過程中是否存在違反司法誠信準則的訴訟行為,并及時對相關違法、違規的辦案人員處以刑事責任或采取程序性制裁手段,從而對國家追訴機關的偵查、起訴活動形成良好的監督作用。此外,對于適用刑事速裁或簡易程序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基于對提升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現實需求,人民法院還可以通過探索完善簡化文書格式庫和類型化案件說理庫的方式,為同類案件快速制作簡化文書提供模板支持,使得認罪認罰案件的裁判文書在簡化文書樣式的同時,實現減文字不減說理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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