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by id="qnqs8"><nav id="qnqs8"></nav></ruby>

    <u id="qnqs8"></u>
  • <rp id="qnqs8"></rp>
  • <input id="qnqs8"></input>

    在線客服
    熱線電話
    • 13632355031



    法律咨詢:老檢刑事律師團 136 3235 5031 

    【廣州刑事律師】刑事證據制度的立法新走向

    發布時間:2021年04月09日22:15:03 點擊次數:11 打印此頁 關閉
    分享到:

    廣州刑事律師

    刑事證據制度的立法新走向

    作者:劉林 來源:中國法院網

     

    前言:本文來中國法院網,廣州刑事辯護律師團隊整理編輯,供大家學習,版權歸作者所有。

     

    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及法治發展的現實需求為刑事證據立法提供了宏觀與微觀背景。證據規則細化與職權行為及私權行使之間的糅合或者混合是立法者思忖中國實踐與謹慎借鑒域外理論的結果,這種立法趨勢的維持或者成熟還需借助刑事證據立法的常規化、體系性法律制度的構建及刑事司法潛規則的剔除等相關制度的配合。

      一、刑事證據立法發展背景鳥瞰

      我國刑事證據法的發展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是一系列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碰撞的結果,具體來看,可分為宏觀背景與微觀背景。

      (一)宏觀背景:國內憲政的成熟與國際輿論的批評

      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2009年國務院批準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要求“強化行政執法和司法中的人權保障,提高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保障水平”,“完善預防和救濟措施,在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依法保障人身權利。”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成熟,我國的人權建設已經提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刑事法對公民權利侵害的可能性與嚴重性使得刑事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水平的高低成為衡量一國人權保障水平的重要標志。我國現有的證據法律制度距離上述國際公約中的要求還相差甚遠,推動刑事證據法的發展使其與國際公約中的刑事證據法相銜接成為中國刑事證據法發展的重要國際背景。

      (二)微觀背景:司法實務的需要

      自2005年以來,諸如“佘祥林”、“聶樹斌”、“趙作海”等冤案的出現直接促發了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收回了死刑復核權,并嚴格了死刑案件中的證據規則及證明標準。上述案件雖具偶然性,但在遭遇帶有缺陷的法律時冤案的出現則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證據在刑事司法活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沒有完整的證據法律制度,再完美的刑事程序外殼只不過是虛無的華麗外表,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些冤案表象的背后折射出刑事證據法律規范的匱乏與無效,它們以血淋淋的、看得見的方式告訴我們刑事證據制度的改革已勢在必行。刑事證據立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司法改革的方式具體展開的。

      二、刑事證據立法新趨向

      從時間歷程上來看,證據法發展總體圍繞著職權及權利兩個基本要素展開,并表現為以下兩個發展趨向。

      (一)公權的角度:由相互配合到權力制約的轉變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7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相關證據法律規定貫徹了公檢法相互配合的精神。刑事證據法對權力制約的重視與加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首先,相互制約強調了權力主體之間的平等性。其次,權力制約的普遍性特征能夠實現權力之間的無縫銜接。最后,刑事證據中權力制約有利于間接保障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的人權。

      (二)私權的角度:由片面追查犯罪到人權保障的加強

      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司法機關運用證據的權力行為,但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問題則只字未提。雖然在規范職權行為中間接涉及到了人權保障問題,但證據制度中應有的人權保障精神仍缺乏直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仍以法院權力行使為核心細化相關證據法律規范。如該《解釋》第54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依法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調查、核實證據,認為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該條雖然涉及辯方權利,但辯方權利的行使完全依賴于法院,若法院認為沒有必要時,辯方將沒有參與證據收集、調取、調查與核實的機會,證據的調查取證完全由法院單方控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有關證據制度的法律規定同樣延續了上述做法,以檢察權便利行使為原則細化檢察訴訟行為中的相關證據問題,對于辯方的權利規定亦是通過規范檢察機關的職權行為間接涉及的。權力至上與對權威信任的司法傳統,使得我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構建相關證據法律制度變得極為困難,這在后續的相關司法解釋中得到了驗證。

      三、證據種類及其規范性表達

      證據種類,即法律對證據形式的規定,體現了形式證據觀的基本要求。新刑事訴訟法第48條把過去七種刑事證據修改為八種,在以下幾個問題上進行了完善:

      (一)把物證、書證分為兩個證據種類加以規定

      一般來說,物證是以其物質屬性或者外部特征來證明案件事實的;書證則以其記載的內容或者表達的思想來發揮證明作用的。因此,在我國證據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物證和書證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證據種類。1996年刑訴法第42條則將物證書證作為一個證據種類加以規定。雖然實踐中有時存在“物證書證同體”的情況,但二者在證據效力、證明方式以及審查程序等方面有著很大差別,并且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一直是把它們作為兩種證據種類分別規定的。為了保持三大訴訟法在證據形式上的統一,新刑事訴訟法作出了上述修改。

      (二)是把“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和“兩高三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的規定,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這一修改是對這種證據更準確的定位,因為鑒定結果只是鑒定人個人的認識和判斷,表達的也只是鑒定人的個人意見,對整個案件來說,它只是諸多證據中的一種,而不是最終的裁判認定結論。因此,使用“結論”容易產生誤解或者誤導,所以用“意見”更為恰當,盡管有人提出“鑒定意見”不如“鑒定人意見”提法準確。

      (三)賦予了“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的證據地位

      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案卷中以及人民檢察院移送法院的起訴材料中,往往有辨認筆錄或者偵查實驗筆錄,但由于刑事訴訟法缺乏相應規定,雖然它們對案件事實具有重要證明作用,也經常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有人否定它們的證據能力。新刑事訴訟法正式承認了它們的證據地位,將之與勘驗、檢查筆錄一道規定為同一種證據類型。

      (四)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證據種類

      電子數據不同于傳統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等證據種類,它主要包括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網絡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式。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電子數據的證據能力,司法實踐中操作不一,有的地區不予認定,有的地區則作為視聽資料加以使用,還有的地區則與美國的做法相似,即“類比適用于傳統的書寫文件”。新刑事訴訟法將電子數據與視聽資料規定為同一種證據類型,可以說是司法實踐的結果,同時也滿足了實踐的需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證據種類,1979年刑事訴訟法強調“證據有下列六種”,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有下列七種”,這被認為是一種“封閉列舉式”表述。新刑事訴訟法則采用了“開放列舉式”的規定,使用的是“證據包括”,體現了人們對證據的理性認識,意味著證據不僅僅有八種,也意味著隨著社會生活和證據制度的發展,將會有新的材料被認定為新的證據種類。

      四、新證據觀念下的事實認定

      證據和事實是證據制度的兩個基本范疇。按照證據裁判原則,證據是事實認定的根據,沒有證據,也就沒有事實。事實認定存在真假。有學者說事實姓“真”不姓“假”,或者說“事實就是事實,無所謂真假”。在哲學意義上,這是正確的。但具體到訴訟領域,事實是根據證據認定的,由于訴訟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真假之分,那么,根據證據所認定的事實自然也有真假問題。諸如一些冤錯案,其錯誤基本上都是出在證據使用和事實認定上,而且多屬于“從錯誤的根據出發,得出合乎邏輯的推論”。

      事實認定是一種理性證明過程。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對事實的認定經歷了一個由非理性向理性轉變的過程。在“神明裁判”下,“神”會告知人們案件事實真相是什么,這被稱為非理性的證明方式;而在證據裁判下,法官則是根據證據并通過推理來確定案件事實的,這被認為是一種理性的證明方式。但在形式證據觀下,由于強調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形式上的證明關系,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更看重形式合理性。

      五、刑事證據制度的進步與發展

      1、證據概念和種類的發展和完善

      證據的概念。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證據的種類。鑒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辨認筆錄、勘驗、檢查筆錄、偵查實驗筆錄等訴訟進程中現成的各種材料,起到明顯的證據作用,因此,在證據種類中明確加以規定。關于“鑒定結論”證據的稱謂,將鑒定結論的名稱,修訂為“鑒定意見”。

      2、證明標準更加明確、完善

      刑訴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在這一次修改中,在修正案第五十二條中,把上述規定“確實、充分”列為以下幾條:“(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修正案關于訴訟證明標準的上述規定和要求,在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的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它不僅總結了我們自己的經驗,而且還吸收了人類證據歷史發展中的先進文明的成果,把“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第一次寫進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典,應當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進步。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

      世界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嚴格依法辦案,都是必須做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和里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就我國民主與法治的進程而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更為顯現。近年來伴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在刑訴法的修正案中,對如何解決刑訊問題,已經形成治理刑訊逼供這一頑疾的證據科學體系。其內容有三,一是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確立了“不得強迫任何一個公民自證其罪”的原則;二是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三是實施偵查訊問時的全程同步全面錄音、錄像。總之,伴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實施,我國刑事證據制度可以稱之謂“有了一個跨越式”的發展,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

      (1)關于“非法證據”的界定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非法證據的范圍設定在“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另外還包括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我國的非法證據范圍不僅限于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而取得的證據,還包括“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語言,被害人陳述,”這是中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大特點。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也存在以毆打、威脅、恐嚇等非法方法獲取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現象,如果不將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納入到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也有可能造成冤假錯案,而且不利于保障證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權利。

      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些規定與國外的非法證據排除有所區別。國外非法證據的特點之一是不能通過補正的方法使非法證據成為合法證據。我國的以上規定可以適用于形式不合法的證據,非法證據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合法證據。非法證據是不合法的證據,但不能說不合法的證據就是非法證據,形式不合法的證據并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將形式不合法的證據混同于非法證據,可能沖淡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保障人權的意義。在國外,形式上不合法的證據不予采納并不是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而是證據的可采性問題。

      (2)審查程序的啟動

      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根據以上規定,我國非法證據排除主要是由偵查部門、檢察部門和法院發現后主動排除的。國外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需要由被告人申請,然后由法院通過聽證后決定是否排除。由于我國刑事訴訟存在律師辯護制度不發達、審前辯方對證據的了解不充分、被告人對法律規定了解有限等問題,被告方不一定能及時準確地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因此,對于證據合法性存在疑問的,有關部門不受當事人是否申請的限制,可以主動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以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需要研究的問題是,在存在非法證據的情況下,如果偵查、起訴和審判部門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之后沒有排除,事后被發現,如何補救?各有關部門應當承擔什么責任?

      新《刑事訴訟法》56條同時規定了“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條規定不僅賦予了有關訴訟參與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同時規定了其提出線索或者材料的責任。這里的當事人通常應當是被告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也是源自被告人。被害人和證人通常沒有提起排除非法證據的需求,而且排除非法證據的后果可能是對被告人有利,而不太可能對被害人和證人有利。國外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只有被告人才有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資格,就是因為非法取證行為侵犯了被告人的利益,所以非法證據排除作為補救措施之后果應當有利于被告人,而不是有利于證人或被害人。

      新《刑事訴訟法》要求被告人在提出排除申請時需要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這種設置是很合理的,因為被告人在提出申請的同時,也應當履行相應的義務。非法取證的線索或證據范圍比較寬,通常應包括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這樣規定并不會增加被告人申請的難度,而是防止被告人濫用申請權。由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啟動會耗費一定的司法資源,在我國刑事案件不斷增多、司法資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應當防止有些被告人濫用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權,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也可以防止當事人捏造或夸大事實,逃避懲罰。

      (3)舉證責任的分配

      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新《刑事訴訟法》第57條明確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檢察院證明的方式有多種,包括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訊問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必要時提請法庭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

      在證明標準上,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換句話說,控方的舉證要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使法庭確信該證據系合法取得;控方如果不能舉證,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則應當承擔證據被排除的法律后果。該規定對控方的證明責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這一標準能得到嚴格貫徹執行,將起到很好的排除非法證據的效果。如此嚴格的證明要求,也可能使公訴方感到很困難,但按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原理,檢察院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證明并不困難,有效的方法是檢察院只針對被告方提出的線索和材料進行反證明,例如,被告人提出何時、何地、何人、以何種方法對自己刑訊逼供,檢察院只要能夠提出反駁意見,證明被告人所宣稱的情況不存在或者不合情理,就達到了證明的目的。

      (4)證明方式問題

      證明訊問取證過程合法性最好的方法是向法庭提供訊問時的錄音、錄像。新《刑事訴訟法》第121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其中關于訊問中錄音錄像的要求,可以解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問題,還有利于防止非法取證,也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以自殘的方式誣陷偵查人員。

      (5)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新《刑事訴訟法》第57條明確了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問題,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該規定實際上要求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訊問人員必要時就其執行職務的情況出庭作證,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證據取得的合法性問題。

      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實施的重要保障。以前非法證據的排除無法順利進行,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是關鍵問題。合法取證的證明僅僅靠偵查機關一紙說明,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也有利于維護偵查人員的聲譽,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普遍不愿意作證,即使作證也不愿意承認進行了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行為。如果確實存在刑訊逼供行為,而偵查人員當庭否認,則影響更為惡劣,使被告人更加絕望,加深了對偵查人員,甚至對刑事司法各個部門的敵意。所以,檢察院提請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應當輔助以其他的證明手段,特別是訊問時的錄像,防止出現在法庭上各執一詞、難以判斷的結果。

      4、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從三個方面進行規定,一是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刑訴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六條明確規定:“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并且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的,或者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二是規定了強制出庭的制度,刑訴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關于強制出庭作證制度中,立法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強制到庭作證的義務,這一規定只是對傳統的免證特權制度有所吸收,不是對“大義滅親”制度徹底廢除,作證仍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只是免除了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的強制到庭的義務。三是規定了對證人作證的保護制度,以及沒有正當理由拒絕作證的懲罰措施。刑訴法修正案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證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予以保護的申請。”同時,在第六十二條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及誤工損失,應當給予補助。對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

      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這些規定都是為了解除證人作證的后顧之憂,以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在解除其后顧之憂的同時,對于應當出庭而拒不到庭作證的,刑訴法修正案除了規定強制到庭外,還在刑訴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七條第六款進一步規定,“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從以上三個方面規定的內容可以看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根據我國當前證人作證難、出庭難的情況,有針對性對證人作證制度作出了比較完善的規定,這些規定已形成了一套科學、完善的證人作證的機制。

      關于鑒定人出庭問題,刑訴法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七條明確規定:“鑒定人出庭作證,適用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定。”這就是說關于鑒定人出庭難的問題,這一次也作了比較完善的解決。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鑒定制度的改革,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不僅完善了鑒定人出庭制度,還吸收和引進了專家證人制度,在刑訴法修正案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作為證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這一規定,也是我國鑒定制度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作者單位:安徽省滁州市南譙區人民法院)

    上一條:【廣州刑事律師】被分手后喝毒藥男友見死不救該定性 下一條:【廣州刑事律師】因非犯罪行為被超期羈押不能獲國家賠償
    香港三级韩国三级日本三级,末成年美女黄网站色大全,我和子的性关系免费视频,一线高清视频观看在线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