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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刑事律師】論我國建立逮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發布時間:2021年04月09日20:48:25 點擊次數:9 打印此頁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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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刑事律師

    論我國建立逮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作者:喬福香 來源:中國法院網

     

    前言:本文來中國法院網,廣州刑事辯護律師團隊整理編輯,供大家學習,版權歸作者所有。

     

    摘要:逮捕作為我國強制措施的一種,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審查逮捕方式缺乏犯罪嫌疑人權利救濟途徑。而相反,法律專門為公安機關對不批準逮捕決定不服設計了復議和復核程序,這不利于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權。筆者建議改革與完善我國審查逮捕方式,借鑒國外審查逮捕方式的有益方面,建立審查逮捕聽證制度。本文著重論述了在我國建立逮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關鍵詞:逮捕聽證制度;現狀;必要性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強制措施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其中,逮捕是剝奪人身自由最嚴厲的一種強制措施。逮捕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內依法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進行審查的強制措施。根據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也有權力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本文論述的逮捕權特指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進行審查,并決定是否子以逮捕的權力。

      一、概述我國逮捕的現狀及缺陷

      我國《憲法》第37條第2款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我國立法上將批準逮捕權賦予人民檢察院,將提請批準逮捕權賦予公安機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9條,第601款,第66條和第68條對此作了相關的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公安機關對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有申請復議、復核權。該規定體現了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不批準逮捕決定的制約,有助于檢察機關正確行使批捕權。

      由上述立法規定可以看出,我國逮捕權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需要引起重視的是:批捕權由承擔控訴職能的一方來行使,批捕程序一律不予公開。當事人既無質證權,對批捕發表異議,更無權對檢察機關的批捕決定申請復議復核。因此批捕的過程有可能演化為對公民人身權的隨意處置過程。在司法實踐中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缺乏對逮捕的救濟手段,對逮捕的救濟成效甚微。對于逮捕,被逮捕人不服的,我國法律雖然規定了相應的救濟途徑,但在司法實踐中,這些規定形同虛設,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不服逮捕的申訴權利。但是否同意立案完全是檢察機關的權力。另外,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被逮捕人對于錯誤逮捕的可以提出控告,但這個途徑的法律規定同樣太粗,在執行中很難落實。這就預示著檢察機關的這種批準逮捕的權力實際上并不受犯罪嫌疑人權利的有效制約。

      二、建立逮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逮捕聽證制度是刑事訴訟國際準則的要求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作為各國重要的社會內容之一,法律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主要表現在多項國際公約的締結。眾所周知,我國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旦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將該公約所規定的有關刑事訴訟的準則轉化為國內法并加以切實執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遵守該公約便成為我國應盡的義務。該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享有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并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他們都要求由中立的司法官對拘留或監禁的理由進行審查。直接聽取被拘留或監禁的人的陳述和申辯。從而實現司法程序作為社會“減壓閥”所應具有的吸納不滿、減少沖突的功能,尊重和保障被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基本人權。筆者認為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逮捕聽證制度將不僅有利于讓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進行充分的陳述和申辯,而且也能讓法官直接聽取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陳述和申辯,從而更好地對作出逮捕的理由進行審查。這樣做不僅符合了刑事訴訟國際準則(即《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要求,而且更加完善和發展了我國逮捕制度的內容。

      (二)建立逮捕聽證制度是我國現實的需要

      在我國,實行捕押合一制,逮捕即意味著羈押,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偵查機關移送批捕的案件進行單方書面審查,并無聽取犯罪嫌疑人意見等具體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規范。這成為司法實踐中諸多問題產生的誘因。一方面,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提請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這是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職能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人民檢察院單憑審閱卷宗,而不聽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見,難以發現偵查人員是否有非法取證行為,是否有收受賄賂、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行為,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不應批捕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有學者的觀點,“我國以批捕為主要內容的偵查事中監督不具有現實性,”也是不無道理的。另一方面,由于批捕權是一種權力,而任何權力都有被濫用的危險,批捕權也不能例外。然而,在我國,僅僅只有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制約規定,即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的,“公安機關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的決定,認為有錯誤的時候,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而并沒有對人民檢察院錯誤批捕的制約程序。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以捕代偵”等不該批捕而批捕的現象更是印證了這一點。由上述可見,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批捕環節運作遠遠不能滿足刑事訴訟通過程序量化、分散、規范司法權的制度設計機理的要求,同時也淡漠了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權,至于申辯權、質證權等能與批捕權相抗衡的其它一系列訴訟權利酒更不用說了,這樣就誘發了司法實踐中諸多問題的產生。鑒于此,筆者認為建立逮捕聽證制度勢在必行。因為:第一,有利于對人民檢察院的錯誤批捕進行制約,使錯誤批捕有機會得到糾正;第二;使當事人有機會進行陳述和申辯,使申辯權、質證權有機會與批捕權相抗衡,以達到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平衡,從而有效制約人民檢察院的批捕權,防止其濫用權力。如此一來,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問題便可以得到解決。所有說建立逮捕聽證制度是我國現實的迫切需要。

      (三)建立逮捕聽證制度是加強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的需要

      強制措施是刑事訴訟中直接關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人身自由又是人權的核心內容。因此,強制措施的適用與人權保障有密切的關系。而逮捕作為剝奪人身自由最嚴厲的一種強制措施,其與保障人權的關系當然更為密切。審查逮捕作為一個司法審查過程,為什么要有多方參與,尤其是與審查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參與?陳瑞華教授認為:“多方參與只不過是在維護司法裁判過程的基本道德品質,使這一活動具備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控辯雙方作為與案件結局有著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對自己獲得勝訴的結果有著合理的預期,并有著為維護自己實體性權益而進行程序性‘斗爭’的意愿。顯然,參與那種涉及個人權益的裁判活動,其實來自人性的基本要求。被人尊重的要求和欲望會促使被裁判者積極地尋求影響裁判結論的機會。”我國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刑事訴訟人權保障不僅是國家對公民個人的保護,而且也是國家對整個社會秩序的維護。作為刑事訴訟控辯雙方當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與審查逮捕的結局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保障他們的人權是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的核心。筆者認為,建立逮捕聽證制度,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參與審查逮捕過程,既有利于讓他們的訴訟參與權與知情權得到實現的,也有利于他們當事人資格的體現。同時,主辦檢察官通過親自聆聽犯罪嫌疑人和偵查人員的陳述和申辯,一方面既可以更加準確地衡量和把握逮捕的標準,作出批準或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另一方面又可以及時發現偵查過程中存在的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權的現象,從而正確地履行偵查監督職能。不難看出,建立逮捕聽證制度將有利于加強刑事訴訟人權保障。

      (四)建立逮捕聽證制度是促使主辦檢察官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需要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0條的規定,逮捕必須具備三個要件,即:第一,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第二,可能判處刑罰;第三,確有逮捕必要。可是,我國刑法或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哪些行為應當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哪些行為應當判處徒刑以下刑罰。至于為了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通過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作為替代性的羈押措施,這在司法實踐中更是因人而異。由于立法上這些模糊的表述,使得檢察官在適用逮捕,衡量和把握逮捕的標準方面,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然而,這就與法律要求公平與正義的本質不太相符。有學者認為:“與司法權永遠相伴隨的是權利救濟和維護正義。”筆者認為建立逮捕聽證制度,可以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這樣可以讓主辦檢察官以直接言辭方式從控辯雙方爭辯中建立“內心確信”,親身感受錯誤批捕可能給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合法權益造成的危害,從而做到兼聽則明,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同時,逮捕聽證制度也有利于使“慎用逮捕,堅持少捕,防止錯捕”的理念深入檢察官的內心,從而確保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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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安徽省天長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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